[ 高軍 ]——(2008-2-29) / 已閱19967次
略論英美法官文化及其啟示
高軍
（江蘇常州江蘇技術師范學院人文學院 常州 213001）
［摘要］基于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英美法系國家司法制度中，對法官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甚至對充任法官者的年齡、資歷、性格，以及法庭儀式、法官裝束等都達成了諸多共識，形成獨具一格的法官文化。這對于保證法官獨立、司法公正、公眾對司法判決的服從乃至對法律產生信仰都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關鍵詞］ 英美法系 法官 法官文化 法律傳統
法治社會的實質是良法之治，而“任何一項法律制度，只有當處于其中的人是最好的時候，它才可能是好的”。[1]因此，良法之治的根本保障在于作為有“法律的守護者”之美譽的法官。在現代法治社會，法官的作用不可或缺，社會賦予法官這個角色“與行政官員、立法官員不一樣，甚至與檢察官也不一樣。這種差別不俟體現在所管轄或處理的事務方面，更體現在人們處理事務或行使權力所用的方式、思考和分析問題的方式、語言的風格、外部行為的風格等諸多方面。”[2]以上這些差異，實質上構成了法官文化的內容。基于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英美法系國家法官在發展普通法，維護正義的過程中，塑造了別具一格的法官文化。而法官文化的形成，又反過來對維護司法公正和社會正義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一、英美法官文化的主要內容
法官文化是一個內涵和外延都較寬廣的概念，主要包括制度的、物質的和精神的三個層面的內容。在法官制度文化方面，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一樣，都建立在分權、司法獨立的基礎上。事實上，更能體現英美法官文化特點的，主要集中在物質和精神的層面。因此，本文探討英美法官文化亦是主要基于這兩個層面而展開。另外，本文主要以英、美兩國為考察對象。雖然英、美兩國法官文化在一些具體細節方面各有特點，但總體上兩者的共性遠遠大于個性。基于上述定位，筆者認為，英美法官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法官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在英美法系國家，普通法是由法官創造和建立起來的，法官承擔著傳承和創造法律的重任，因此，專業化及博學是成為法官的前提條件。在英美國家，對法科學生的要求非常高，不僅僅要求他們必須具備扎實的法律知識功底，而且要求必須接受過歷史、政治學、經濟學、哲學等多門學科的訓練。[3] 法官來源于律師，要想成為法官，必須具有深厚的法律專業知識、包括認識、判斷、推理案件諸能力在內的良好的認知水平，以及廣博的社會知識。正如哈佛大學著名的司法程序專家查菲所說的那樣，在普通法國家，為了預測一個未來的法官的行為，最好看看他圖書室里的藏書，而不是看他事務所里的訴訟委托人名單。[4] 英美法官非常注重經驗，以判例形式表現的普通法，其本身就是司法經驗的積累。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基于其知識背景、訓練方法、法律思維方式的一致，英美法系的法官凝聚并形成一個“解釋的共同體”。同時，借助特定的概念、邏輯推理形式，形成了司法的“方法論自治”。
2.法官任期、待遇及升遷。英國早在1701年即在《王位繼承法》中規定法官只要行為良好便可終身任職。在英國，法官是終身職務，只有在違反正當行為原則并在上下兩院共同要求下才能由國王予以免職。被任命為法官的人服務的年齡可以達到七十或七十五歲，實際上要比政府官員所允許的年齡限度高出十年。在七十五歲之前成為高級法院法官的許多人可以任職到更高的年齡。[5]在美國，漢密爾頓曾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寫道：“對確保司法獨立來說，除了終身任職之外，沒有什么比將對其與持以固定的條文明確下來更起作用了。”這種思想在美國憲法中有所反映，美國憲法第3條第1款明確規定，“最高法院與低級法院之法官如忠于職守，得終身任職”。至于法官的待遇，“先于大陸各國形成的對法官優厚的物質待遇，成為英美法各國的傳統”。[6]在英國，法官的薪俸非常優厚，大法官的年薪與首相一樣。由于各級法官之間的待遇相差并不大，經濟利益方面的刺激和誘惑很小，法官對升遷并無多大的興趣。[7] 在美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年薪與副總統相同，總體而言“法官的薪俸優厚，如果在高一級的法院任職，還會配有秘書和研究助手”。[8]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以簡潔、惜墨如金著稱的《美國憲法》甚至對法官的“俸金于任期內不得減少”都作了明確的規定。
3.法官年齡、資歷、性格
首先，關于出任法官的年齡。柏拉圖認為，“法官不應是年青的，他應該學會知道什么是罪惡。但這不是由他的心靈學到，而是對他人所犯罪惡作長久的觀察而得到”。[9]霍姆斯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更是形象地道出了普通法的真諦。普通法對法律職業者尤其是法官的社會閱歷和經驗要求非常高，在英國，“人們不會遇到非常年輕的法官”，“向法官席的攀登是一個漫長而規律的進程，四十歲以前被任命為法官是極少見的事情”，[10]“法官一般為中年人和老年人”，“一個在律師界開業不足十五年的人是很難被任命為高等法院的法官的”。[11]事實上，“法官的職位越高，平均年齡也就越大。高等法院法官的年齡很少低于五十歲，上訴法院法官的年齡很少低于五十五歲，而上訴法院高級法官的年齡則不低于六十歲。在這三級法院中，許多法官的年齡要比上述年齡大得多”。[12]美國與英國的情形相類似，但法官在最初就任時平均年齡比英國要年輕些，不過，據1970年的一項調查，也達到了47.3歲。[13]
其次，英美國家任命法官對候選人的資歷要求非常高。從14 世紀開始,英國所有各級法院的法官都從出庭律師中產生,而高等法院的法官更是幾乎全部從杰出的出庭律師中產生。即，英國法官必須從英國4 個律師公會的成員即出庭律師中任命。一般來說，擔任地方法院法官(不含治安法官) 必須有不少于7 年的出庭律師資歷；擔任高等法院的法官必須有15 年以上的出庭律師或兩年以上的高等法院法官的資歷。高級法官基本上都在大學，而且是名牌大學中接受過法律基礎教育,他們的父輩的職業基本上都屬于資產階級。因此，可以說，“英國的司法的主干是由少數精英所支撐的”。[14]1963年，對100名英國高級法官中所作的一個調查的結果更是證明了這一點。[15]在美國，法官遴選制度本身便說明經驗是衡量是否授予法官資格的一個重要因素。一般來說，法官在從事這一職業以前，大約要有15 年到20 年職業律師的經歷，有近三分之一的法官在擔任法官之前具有檢察官的經歷。實際上，在美國“大多數法官是律師，具有法學學位和職業律師的經驗是成為一名法官最普遍的資格要求”。[16]而能否出任法官，則取決于律師執業中的成功、在律師同行中的聲望以及政治影響等諸多考量因素。[17]
另外、在英美國家，由于訴訟中奉行的是當事人主義，法官處于消極中立的地位，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法官群體逐漸形成了區別于其他行業的職業性格。兩位英國法學家在其著作中曾為我們描述了一個英國人眼中的法官:“頭戴假發,身著長袍，面無表情的法官刻板無味地宣告某個被告做了不應做的事情”。[18]美國學者約翰小努南曾比較了普通法國家歷史上幾位最偉大的法官，即布萊克頓、馬歇爾、霍姆斯、卡多佐、布蘭代斯等，他總結出這些人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不僅以公正無私著稱，而且以簡樸的生活方式而著稱。據此，他認為，法官應當追求簡樸的生活方式。[19]按照科特威爾的看法，法官這種職業往往“被看作是超脫狹隘自身利益的”，法官應當在社會交往中保持一定程度的“孤獨性”。[20]而流行于英美法系國家的諺語“一個公正的法官是一個冷冷的中立者”更是形象地道出了法官超然的個性。
4.法庭儀式及法官裝束。在英美法律傳統里，宗教與法律具有天然的親緣關系，因此司法儀式具有宗教般的神圣色彩。舉法庭裝束為例，在英國，法官至今仍然保留著出庭穿長袍戴假發的傳統，“在歐洲大陸國家人士的心目中，關于英國法官，常常有這樣一幅浪漫的圖像：他們身著緋紅色的長袍，頭戴巨大的假發，在一所鑲嵌華麗的法庭上進行審判”。[21]在美國，也繼承了英國法官出庭穿法袍的傳統，但進行了一些改革，法官出庭一般都穿黑色長袍，但不戴假發。另外，在英美兩國，證人宣誓作證的傳統在司法實踐中一直被傳承。
二、英美法官文化的意義
1.保障法官獨立。在法官的產生方式上，英國的所有法官以及美國的聯邦法官都由行政任命的方式產生，美國各州的法官的產生則有行政任命、選舉等多種方式。由于對傳統的尊重以及法官“方法論自治”的存在，能使司法與社會保護一定的距離，有力地抵制來自權力的、輿論的壓力。因此，法官是否獨立與法官是任命還是選舉的方式似乎并無太大的關系。在英國，負責一切司法任命的司法大臣任命法官不再考慮政治觀點如何。一經任命，法官便應當避免介入任何黨派紛爭，司法機構的這種非政治性立場已被普遍接受。[22]在美國，所有美國聯邦法院系統的法官都由總統任命，總統任命法官時往往考慮選擇與自己政治立場相同的人選，法官的職位可能是一件最有價值的政治上的饋贈品。美國歷史上共有104名最高法官，僅有13人任命時與總統不屬一黨。[23]但是，在美國法官被任命后卻并不聽命于總統。艾森豪威爾曾任命沃倫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布倫南為法官，但他們并沒有完全按黨派原則凡事都袒護總統，以致艾森豪威爾后悔說這是他“犯過的最愚蠢的錯誤”。[24]詹姆斯麥迪遜任命的法官約瑟夫斯托利拒不照顧麥迪遜的政治密友托馬斯杰斐遜，而伍德羅威爾遜所任命的詹姆斯Ｃ麥克雷諾茲立即證明了他幾乎反對他的提名者所支持和相信的每一件事情。西奧多羅斯福對其任命的霍姆斯在反托拉斯案件中投反對票感到憤怒，猛烈地拼擊說：“我用香蕉雕刻出一個法官，也比他的脊骨硬”。據說當時有人把總統的話告訴霍姆斯時，他只是一笑置之，并且表明他的想法是“在我接觸這類案子時，我是根據法律和憲法辦事的”。哈里杜魯門說過：“最高法院的人事安排這種事簡直沒法干------我試過，但是沒有用------無論什么時候，只要你把一個人送到最高法院，他就不再是你的朋友了。我敢肯定這一點。”因此，杰出的法院編年史學家查爾斯沃倫形象地評論說：“在最高法院歷史上再沒有什么比那種希冀法官追隨他的總統的政治觀點的希望幻滅時的景象更引人注目了。” 1969年厄爾沃倫在回顧他十六年的首席法官的生涯時指出，我個人從來沒有“見過一個身在最高法院若干年而不在實質上改變他的觀點的人------如果你要在最高法院忠于職守，你就必須改變自己”。這是一種責任，它以多種方式體現著美國聯邦政府行政程序中最神圣的東西。[25] 美國各個州之間關于法官選任的方式差別較大，但如果人們注意的是結果而不是形式，那么，非選舉和選舉的方式差別不是很大，特別是由于職業合作在這兩者中所起的作用更是減弱了存在的差異。[26]
2.防止法官腐敗。在英國，“法官都是處在職業生涯的第二階段的人物，都是資深的出庭律師，屬于一個獨立的行會，并分享著這個行會的基本價值”。[27]由于法官出身名貴，“貴族生來就負有對普通民眾作出裁判的使命，而且他們較衣食無著之人更不容易腐敗”。[28]事實上，自1701年《王位繼承法》制定以來，英國從沒有法官被免職，在那里，甚至沒有人知道怎樣去實施該法中有關罷免法官的原則。[29]事實上，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的法官，他們的職業分工雖有不同，但都屬于同一個職業共同體。出庭律師在其事業的頂峰時可能會進入司法界，法官職位是對他們卓越的才能以及優秀的品性的一種對等的回報，“被任命或選舉為法官，常被看成是一生中姍姍來遲的光輝成就，也是對其尊敬和威望在形式上的承認”。[30]因此，他們會倍加珍惜自己的聲譽。
3.有助于維護司法的權威。英美法系國家關于法官年齡的要求，乃是基于理性的考慮，因為司法的消極、被動、中立等特性以及普通法基于傳統而形成的保守趨向，要求法官穩重持中，具備一種超乎常人的心如止水的“冷性”品格，過度熱情反而容易傷害司法的理性。至于法庭的儀式，弗蘭克在《法律和現代精神》中認為，法律方法和法律手續是社會的一種魔力，法官在法庭上穿著法衣，很嚴肅地坐在高背椅子上，是以神秘的權威和長輩的形象出現的，其目的不僅使人們對法官無限尊敬，而且也有助于維護社會秩序。[31] 在另一部著作中，雖然對法袍崇拜予以冷嘲熱諷，但弗蘭克也承認，作為儀式化的向征，“作為法官，他們一旦穿上莊嚴的黑色絲袍，（對大多數公眾來說）至少就自然而然地被涂上一抹神圣的色彩”。[32]針對英國法官的裝束，賀衛方教授指出，“法官的服飾行頭中甚至有一頂馬鬃制的白色假發,目的就是要營造一種老化的效果,使當事人相信法官是經驗豐富、明智而不惑的”。[33]而伯爾曼則從法律和宗教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闡述，認為法律與宗教共同具有四種要素:儀式、傳統、權威和普遍性，而儀式是法律與宗教的超理性價值聯系與溝通的首要方式。“法律的各項儀式，也像宗教的各種儀式一樣，乃是被深刻體驗到的價值之莊嚴的戲劇化。在法律和宗教里面需要有這種戲劇化，不僅是為了反映那些價值，也不僅是為了彰顯那種認為它們是有益于社會的價值的知識信念，而且是為了喚起把它們視為生活終極意義之一部分的充滿激情的信仰”。因此，他斷言:“法律像宗教一樣源于公開儀式，這種儀式一旦終止，法律便失去生命力。” [34]
4.有助于保障法官的尊崇地位和民眾對法官的信任。正是基于長期積淀的傳統而形成的英美法官文化，保證了在英美國家法官是如此的與眾不同，決定了法官尊崇的地位。英國人認為，大法官是“國王良心的守護者”，享有尊崇的地位。在美國，“法官也是一種富有魅力的職業”，[35]，“即使只是最基層法院的法官，在美國也是一種非常受人尊敬的職業”。[36] 總之，“生活在普通法系國家中的人們，對于法官是熟悉的。在我們看來，法官是有修養的人，甚至有著父親般的慈嚴。普通法系國家中有許多偉大的名字屬于法官”，法官常被稱為“教堂外的教士”，是“社會的精英”、“有修養的偉人”和“正義之路的開拓者”。[37] “法院是法律帝國的首都，法官是法律帝國的王侯”更是道出了法官尊崇的地位。[38]社會對法官人格寄與厚望，美國關于法官的六條標準，都是關于道德和品格的，沒有一條是專業的。因此，格倫頓認為, 英國法制的成功依靠其聲譽，依靠其他地方對它的接受，同樣也依靠它的品格和原則。[39]伯爾曼認為，英美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法官的自尊心、責任感以及他們的智慧和自制力保證司法的公正。[40]
三、英美法官文化對我國司法改革的啟示
1.法官文化建設的基礎在于對司法的角色定位。英美法系法官文化之所為形成，這與西方文化中司法的社會性的角色定位的傳統密不可分。在西方文化中，司法權的性質一般認為是判斷權，法官依照法律規則對法律爭議的辨別、選擇與斷定，而這種判斷權從屬性上來講則是屬于社會的，它來源于公眾的合意。在古希臘羅馬，司法權大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即使在封建的中世紀，司法權由教會行使或商人行使或自由民組成的法庭行使。即使是領主法庭，其真正行使司法權的也不是領主而是全體自由民。[41]司法的社會性在英美法系國家體現得更為直接，例如，英美法系一直保留了“同類人審判”的陪審團制度，以及法官處于消極、中立地位的當事人主義審判模式。因此，學者認為，從司法權的歸屬來看，司法權是社會權力，或主要屬社會權力。[42]“在國家、公民和社會三者利害關系中，法官代表的是社會，任務是平衡國家與公民之間的利益關系。” [43]
但是，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司法權被定位為國家性一元屬性，司法權的社會屬性是難覓蹤跡的。因此，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并未形成獨立的司法官文化，相反，司法與行政不分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在古代中國，封建君主是最高的統治者控制著一切權力，封建君主以下，“只有在較高的行政機構中才設有專司法律的官員。在最低一級的行政區域縣里，政府的法律與民眾發生最直接的聯系。縣長的司法職能只是其若干行政職能的一種。雖然他們通常沒有受過專門的法律訓練，但卻必須同時兼任偵探、檢察官、法官、陪審員等數種職務”。 [44]古代中國歷朝行政及司法機構與職能不分，沒有正式的法院，執行法律的人不是訓練有素的法官，而是儒家化的兼職官僚，因而沒有把法律活動與日常行政管理區別開來，法律活動沒有形成職業化。司法實踐中，儒家官僚兼任的法官奉行“實質性思維”，采取的是實質正義的價值取向，導致司法無法獨立于行政。[45]近代中國，司法獨立曾一度開展，但并未取得實質效果。[46]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長期以來，司法一直被定義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改革開放后，司法又被賦予了為改革開放、經濟建設“保駕護航”的任務，司法被賦予的只是工具性價值，司法缺乏獨立性，法官等同于一般的公務員（直到今天，法科畢業生進法院的前提是必須通過公務員考試）。基于此定位，諸如人大對法院的個案監督、法官錯案追究制、法官等級制、主審法官制度等一些不符合司法本質屬性要求的做法遂大行其道。這種體制已越來越不適應市場經濟以及社會發展的需要，構成實現司法公正的體制性障礙。當前，司法改革正在展開，法官文化建設是其中一項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但是，筆者認為，由于對司法權的定位還主要局限于國家性一元論，當前的法官文化建設只能圍繞一些諸如“為人民服務”之類的大而空泛的目標進行，無法體現司法權本質的屬性。因此，筆者認為，法官文化建設的一個必要的前提就是，必須突破司法權國家性一元論的定位，在堅持司法權國家性的同時，承認司法權的社會屬性，法官文化建設應當圍繞更能區別于立法、行政權力，體現司法權居中裁判本質屬性的司法權的社會屬性展開。
2.法官文化建設的前提在于司法獨立的制度性保障，但遺憾的是，目前，我國在這一方面尚存在著較大的缺陷。我國憲法第126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采取的是列舉式“干涉禁止”的立法模式，而沒有采取現代法治國家通常所采取的總括規定的方式，也沒有包括法官個體的獨立，表述方式不盡科學與合理，實踐中無法保證司法獨立的真正實現，應當予以完善。[47]在體制上保證法院以及法官的獨立的基礎上，對法官任期應當予以規定，應明確規定法官除非違法犯罪和嚴重違反法官職業操守，不得移調、撤職、免職，同時保證法官具有良好的地位和較優厚的收入，具體而言，主要包括法官薪水由國庫統一開支、法官任期內薪水不得減少、法官的待遇應當優于普通公務員的待遇、上下級法院法官之間的待遇不可過大等，以此來保障法官職業的穩定性。
3.就我國法官文化建設的內容而言，當前，法袍、法槌已在庭審中采用，在法官文化的物質建設層面已邁出可喜的一步。筆者認為，我國法官文化建設的進一步深入應當關注以下內容：（1）法官的專業化、同質化。當前，隨著司法考試的實行，以及《法官法》的進一步落實，法官職業將有望逐步實現專業化和同質化。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當前司法考試允許非法科畢業生參加，不符合國際慣例，應予以改革。另外，為進一步推動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建設，有必要采取從優秀律師群體中選任法官的改革思路。（2）對法官的年齡、資歷以及法官的個性應當提出適當的要求等內容也應當逐步提上司法改革的議事日程。（3）應當賦予法官在具體的個案審判中具有解釋法律的權力，以此為基礎，逐步實現我國法官審判中的“方法論自治”，以此來對抗外界對司法的干涉，維護司法獨立。
結語：
美國著名法學家伯爾曼曾有言，“沒有信仰的法律將退化為僵死的教條”、“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將形同虛設”。筆者認為，我國法官文化建設的核心是：在保障包括司法權獨立和法官獨立在內的司法獨立的基礎上，確立法官尊崇的地位，使法官群體產生職業的自尊感，并自覺維護自身公正、廉明的形象，實現司法公正，最終使公眾信賴法官、信賴司法，進而自覺服從和信仰法律。
[參考文獻]
[1]宋冰主編.程序正義與現代化[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23.
[2]賀衛方.法官文化的意義與課題[J],人大復印資料法理學、法史學,2002(7).
[3][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和方法[M].上海人民.1992.458-459.
[4][25][美]亨利亞伯拉罕.法官與總統:一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政治史[M].劉泰星譯.商務印書館,1990.61. 61
[5][10][39][美]格倫頓、戈登、奧薩魁著.比較法律傳統[M].米健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 137. 135.135.
[6][日]早川武夫等.外國法[M].張光博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10.
[7][21][29][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較法總論[M].潘漢典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312.305.312.
[8][17][30][37][美]約翰•亨利•梅利曼.大陸法系[M].顧培東等譯.法律出版社,2004. 34-35.34.34.34.
[9]陳新民.公法學札記[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308.
[11][12][英]P•S•阿蒂亞.法律與現代社會[M].范愉等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12.13
[13][14][28][35][日]大木雅夫.比較法[M] 范愉譯.法律出版社,1999.329. 317.318.329.
[15][22][26][美]埃爾曼.比較法律文化[M].賀衛方.高鴻鈞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115-116.115.119.
[16][美]弗蘭克.美國刑事法院訴訟程序[M]. 陳衛東.徐美君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162.
[18]彼得•斯坦、約翰•香德.西方社會的法律價值[M].王獻平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2.
[19]約翰小努南.法官的教育、才智和品質[J].法學譯叢,1989(2).
[20][英]科特威爾.法律社會學導論[M]. 潘大松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262.
[23][24]王子琳.張文顯主編.法律社會學[M].吉林大學出版社,1991.314.316.
[27][36]米爾伊安•R•達瑪什卡.司法和國家權力的多種面孔[M].鄭戈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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