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旭 ]——(2006-9-26) / 已閱36535次
浙江省的句章縣有一人家發生了火災，丈夫被燒死。句章縣的縣令張舉看了死者的尸體，特別是仔細檢查了死者的口腔，見里面干干凈凈，便斷定是妻子謀殺丈夫。那婦人不服，旁人也覺得她是無辜的。縣令張舉把眾人請來，當場做了一個“燒豬驗尸”的表演。令人把一頭豬殺死，把另一頭活豬用繩子捆好四腳。然后把兩頭豬扔進柴堆，點燃木柴。等大火熄滅后，張舉請眾人察看兩頭豬，只見那被殺死的豬口中干干凈凈，而那被燒死的豬張著嘴巴口中有許多灰炭。縣令張舉對那婦女說：“凡是在大火中被燒死的人，勢必在火中掙扎，口中要吸進許多灰炭。而你的丈夫口中那么干凈，說明他是先被殺死，然后房屋才著火的。由此可以清楚斷定，你的丈夫是被謀殺而死。”那婦人聽了不得不招出了謀殺丈夫的罪行……。〔6〕
此外，還有李惠（雍州刺史）用拷打羊皮尋找少量鹽粒的方法，斷清負鹽者與負柴者有關羊皮的爭訟。而且也出現了對字跡進行檢驗鑒定及對彈丸的檢驗。如《三國志•魏書•國淵傳》記載：魏的國淵出任魏郡太守期間，有人投匿名信誹謗朝政，太祖曹操十分惱火，一定要查出是誰干的。匿名信中有好幾處引用后漢張衡的作品《二京賦》之內容。國淵請求把匿名信的原件留下，不對外宣露其內容，向郡屬功曹（官吏）發現指示，說：“魏郡是個大郡，而且又是京城，但學識淵博的人卻很少。我命令學派聰明穎悟的年輕人，派他們求師就學。”功曹選出三個年輕人，在選立前，國淵對他們說：“要學習未知的東西，《二京賦》是一部具有廣博知識的書，世人卻把它忽略了，能教此書的老師很少，可尋找能讀此書的人向他求教。”十天后找到了一位能讀此書的人，便向他學習。因而請他代寫了書信，經與誹謗信中的筆跡進行比對，如出自一人之手。于是將其逮捕 審問，立即招認。〔1〕據《三國志•吳志》記載：孫權的長子孫登，有一次外出，突然有鐵丸從他身旁飛過于是命左右隨從搜查。見附近有個人手持彈弓，身帶鐵丸，便認定是他射的。此人不承認，隨從們要動手打人他，孫登不許，叫人把方才射來的鐵丸找來，將它和這個人身上帶的鐵丸對比一番，結果不一樣，就把他放了。〔7〕雖然這種比對的方法很原始，但它是有文字記載應用比對彈丸判明真偽，認定犯罪嫌疑人的案例，也可以說是槍彈檢驗的發端。
3、 隋唐時期
我國古代最具影響力的法典《唐律疏議》中的《斷獄律》包括了對于監獄管理、拷訊囚犯、審判原則、法官責任以及刑罰執行等方面的規定,確定了審判回避制度，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物證技術的發展。
《唐律疏議》吸收了秦漢以來物證技術的實踐經驗和發展成就，從法律上進一步完善了物證技術。其突出表現，為在法律中對人命（兇殺）案件和傷害案件的檢驗問題作了明確規定。《唐律》規定，在人命和傷害案件中，檢驗的對象主要有三類，即尸體、傷者以及詐病者，即相當于現今的尸體檢驗和活體檢驗。同時，對傷害案件中“傷”的標準作了明確的界定：即“見血為傷”；以及各種傷害的分類：手足傷、他物傷與刃傷，并根據傷害程度的不同，承擔不同的刑事責任。如對損傷他人的眼睛的行為，凡“眇一目”的，處以“徒一年”；而“瞎一眼”的，則要處以“徒三年”。“眇”是“虧損其明而獄見物”；“瞎”，則是“目喪明全不見物”。兩者損傷程度不同，所以量刑輕重也完全不同。而所有的傷勢，都必須通過司法鑒定。也正因為如此，《唐律》對于檢驗人員的責任也作了明確規定：凡是檢驗不實的，要視其情節予以處罰，嚴重者以故入人罪論處。這些規定，基本上都被后來朝代的法律所繼承。〔8〕
除了人命及傷害案件外，對于其他案件中的書證、物證的鑒定也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在唐朝人張的《朝野僉載》中有記載：唐武則天垂拱年間，湖州佐史江琛為陷害刺史裴光，將裴光所寫的文章中的字割下來，拼湊成文，偽造了一封寫給徐敬業的謀反信，并向朝廷告發。武則天派御史前去審問，裴光說：“字是我寫的，但話卻不是我說的。”前后換了三個御使，都不能定案。武則天又派一個名叫張金楚的官員負責調查此案。張金楚仔細查看信件，結果發現信上的字都是粘貼而成的，平鋪在桌上是看不出來的。于是他便將衙門的官員召集起來，當著眾人的面，將信件放在一盆水里，結果一個個字都散開了。案情也因此大白。〔8〕
唐朝時，司法鑒定的對象范圍有所擴大，除傳統的法醫檢驗外，檢驗對象已經擴至毒物、手掌紋等。人們已經掌握并在司法實踐中運用了毒物檢驗法，如卵白驗毒法、銀叉驗毒法等。1959年新疆米蘭古城出土的畫有指紋橫折間距的唐代貞觀年（公元627年）制成的遺言文書，〔９〕唐朝的文獻中也有相應的記載，如唐建中三年七月十二日，士兵馬靈芝急需銀兩，向報國寺建英和尚借錢一千，月息一分；如果建英和尚需要，隨時可將本息收回；如馬靈芝不能歸還，建英和尚可將馬靈芝的全部財產取走；恐無憑證，立捺印。（摘自德國著名指紋學博士羅伯特•海因得爾1927年出版的《指紋鑒定》）這些例子都表明此時人們已經開始廣泛應用手掌紋來辨別真偽了。〔１〕
此階段是中國物證技術發展的黃金時期，各種鑒定技術相繼在此階段的到應用，并在先秦時期的基礎上各種技術更進一步地發展了，為宋朝出現的鼎盛階段打下基礎。
四， 鼎盛階段：宋
我國物證技術在宋朝達到了鼎盛，特別是南宋時期，是中國古代檢驗制度發展、完善的重要階段。一方面，基于對前朝的各個案件的總結，吸收了原有的物證技術，同時又在此基礎上加以創新，使原有的物證技術更進一步。另一方面，由于宋朝社會本身的特點，更適合在司法審判活動中運用物證技術，物證技術在此間達到鼎盛的階段。
在司法審判活動中，宋朝重視使用口供、書證、物證、證人證言等各種證據，尤其注重法醫檢驗和司法鑒定等調查取證。官府設有專門的檢驗官，并制定勘驗法規，以規范檢驗的范圍、內容、程序、規則，檢驗人員的責任及勘驗筆錄的文書程式等。《宋刑統•詐偽律》有“檢驗病死傷不實”門，《慶元條法事類》也有“檢驗”門及“檢驗格目”、“驗尸格目”等敕令格式，具體規定了檢查勘驗制度。〔10〕以唐制為基礎，兩宋朝廷對于檢驗人員、檢驗實施、驗尸文件等均有所規定，并不斷修改補充，使宋朝的檢驗制度日臻完善。宋朝法律明確規定除病死等一些死因明確者可在有關人員保證無他故、官司審察明白的前提下免除尸檢外，均要經歷初檢、復檢的程序。又唐宋時期對檢驗失誤有嚴格的處罰規定，司法檢驗的水平得以不斷提高。〔11〕
宋人認真總結前人的辦案經驗，特別重視調查研究，提倡在現場勘驗中判別證據的真偽及物證的收集，證人的采訪等，產生了大量的法醫學著作。如宋代趙逸齋著《平冤錄》、鄭克的《折獄龜鑒》、宋慈的《洗冤集錄》、桂萬榮的《棠陰比事》等相繼問世。〔5 p.261-266〕
北宋徽宗宣和年間的進士鄭克（字克明，開封人）在五代和凝父子的《疑獄集》的基礎上編篡有《折獄龜鑒》，又名《決獄龜鑒》。通過比較分析各種案例，系統地總結了宋朝刑事案例中物證理論：第一，實物證據多，主要包括犯罪工具、犯罪中留下的物品以及痕跡、犯罪所遣返的客體；第二，物證的收集都是由司法機關通過現場勘驗、檢查、搜查而獲得；第三，在物證確鑿的情況下，即使犯罪者不承認也可以定罪；同時即使犯人已經招供也要查取證物以驗證口供的虛實，尤其是在審理共同犯罪的案件。〔12〕
鄭克提出了“重證據，輕口供”的現代刑事訴訟理論，這是對自秦以來一直注重口供的訴訟理論的挑戰。所謂“情跡論”，情指案情真相，跡指痕跡、物證、與傷疤，即闡述其關于案情與求跡的理論。他強調物證在破案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也反對片面重視物證，主張情與跡應當兼采，互相參考。他的“情跡論”是我國古代刑事偵查、司法裁判以及法醫學發展的主要理論基礎，在指導刑事技術與司法實踐上曾經起了重大的作用。鄭克在“情跡論”中，仔細研究了“以五聲聽獄訟”之法，認為問案時要注意分析事務的情理。如在《鉤慝篇》中指出：“察人之匿情而作偽者，或聽其聲而知之，或視其色而知之，或詰其辭而知之，或訊其事而知之。蓋以此四者得其情矣，故奸偽之人莫能欺也。”此外，他還主張在問案中可以使用詐術，布設圈套，使被告人就范，一如現代的誘惑偵查。〔12〕
繼鄭克之后，南宋時期又出現了中國第一位大法醫學家——宋慈，他的著作《洗冤集錄》，通稱《洗冤錄》，不僅是我國古代第一部法醫學專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法醫學著作。它自南宋以來，成為歷代官府尸傷檢驗的藍本，曾定為宋、元、明、清各代刑事檢驗的準則。該書在總結前人辦案經驗的基礎上，把實踐中獲取的藥理、人體解剖、外科、骨科、檢驗等多方面的知識匯集成冊，較為全面、系統地總結了尸體外表檢驗、分析了檢驗所得與死因的關系，基本上包括了現代法醫學在尸體外表檢驗方面的大部分內容。〔13〕
《洗冤集錄》的主要內容包括：宋代關于檢驗尸傷的法令；驗尸的方法和注意事項；尸體現象；各種機械性窒息死；各種鈍器損傷；銳器損傷；交通事故損傷；高溫致死；中毒；病死和急死；尸體發掘等等。作者在書中開篇即提出不能輕信口供，認為“告狀切不可信，須是詳細檢驗，務要從實”，對疑難案件尤“須是多方體訪，務令參會歸一，切不可憑一、二人口說，便以為信”。他還提出檢驗官必須親臨現場、尸格必須由其親自填寫的尸體檢驗原則。
從《洗冤集錄》中可以發現當時在物證技術上的成就：
1） 一些主要的尸體現象，已經有了較為明確的認識。《洗冤集錄》中稱：“凡死人，項后、背上、兩肋后、腰腿內、兩臂上、兩腿后、兩腿肚子上下有微赤色。驗是本人身死后，一向仰臥停泊，血脈墜下致有此微赤色，即不是別致他故身死。”本書還明確提出了動物對尸體的破壞及其與生前傷的鑒別方法：“凡人死后被蟲、鼠傷，即皮破無血，破處周圍有蟲鼠嚙痕，縱跡有皮肉不齊去處。若狗咬，則痕跡粗大”。
2）提出了自縊、勒死、溺死、外物壓塞口鼻死四種機械性窒息。《洗冤集錄》關于縊死征象的論述指出：自縊傷痕“腦后分八字，索子不交”，“用細緊麻繩、草索在高處自縊，懸頭頓身致死則痕跡深，若用全幅勒帛及白練、項帕等物，又在低處，則痕跡淺”。還指出：“若勒喉上，即口閉，牙關緊，舌抵齒不出；若勒喉下，則口開，舌尖出齒門二分至三分”，“口吻、兩頰及胸前有吐涎沫”。關于勒死，書中指出它與縊死不同之處在于項下繩索交過，繩索多纏繞數周，并多在項后當正或偏左右系定，且有系不盡垂頭處。對于溺死的征象，書中強調為：“腹肚脹，拍著響”，“手腳爪縫有沙泥”，“口鼻內有水沫”等。
3）對機械性損傷的論述。本書依照唐宋法典的規定，將機械性操作明確區分為“手足他物傷”與“刃傷”兩大類，詳細論述了皮下出血的形狀、大小與兇器性狀的關系以及根據損傷位置判斷兇手與被害者的位置關系等。對于刃傷的特點，書中描述為：“尖刃斧痕，上闊長，內必狹；大刀痕，淺必狹，深必闊；刀傷處，其痕兩頭尖小。”“槍刺痕，淺則狹，深必透？（槍桿），其痕帶圓。或只用竹槍尖、竹擔干著要害處，瘡口多不整齊。”對于刃傷的生前死后鑒別，書中也作了極為詳盡的論述：“如生前刃傷，其痕肉闊，花文交出；若肉痕齊截，只是死后假作刃傷痕。如生前刃傷，即有血汁，及所傷創口皮肉血多花鮮色；……若死后用刀刃割傷處，肉色即干白，更無血花也（原注：蓋人死后，血脈不行，色白也）。活人被刃殺傷死者，其被刃處皮肉緊縮，有血蔭四畔。若被支解者，筋骨皮肉粘稠，受刃處皮縮骨露。死人被割截尸首，皮肉如舊，血不灌蔭，被割處皮不緊縮，刃盡處無血流，其色白；縱痕下有血，洗檢擠捺，肉內無清血出，即非生前被刃。更有截下頭者，活時斬下，筋縮入；死后截下，項長，并不伸縮。”
此外，本書還對中暑死、凍死、湯潑死與燒死等高低溫所致的死亡征象作了描述，對現場尸體檢查的注意事項作了系統的歸納。〔14〕
繼宋慈之后，南宋時期《檢驗格目》、《正背人形圖》的推行，也是中國古代法律史上的一件創舉，它不僅是檢驗制度科學化，而且還使檢驗程序得到公眾的監督，加強了檢驗制度的公正化。
雖然，當時很多物證技術并未像現代的物證技術那么完備，但有些各案已經運用，如明代張景的《補疑獄集》中便有“竹打中空”的記載：宋提舉楊公驗一肋下致命傷痕，“長一寸二人，中有白路”，認定為杖傷之痕。現代法醫學稱之為“二重條痕”， 即圓形棍棒作用于身體軟組織，可形成兩條平行的皮下出血帶，中間皮膚蒼白。又如宋朝桂萬榮《棠陰比事》記載“李公驗舉”一案，說的是二人爭斗，甲強乙弱，但身上均有傷痕。李公以手捏過之后，斷定乙為真傷，而甲則是用某種樹葉著色偽造的棒傷。其根據是“歐傷者血聚而硬，偽則不硬”，“血聚而硬”是對皮下出血的正確描述；偽者沒有皮下出血，故只是顏色相似而已。〔11〕
宋朝除了法醫檢驗制度發達，在刑事案件的發案原因、物證等方面的司法鑒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折獄龜鑒》中就有關于此方面的案例：
程琳擔任開封知府時。皇宮內發生火災。經調查，發現現場有裁縫用的熨斗，負責調查的宦官便認定火災是由熨斗引起的，并將裁縫交開封府審訊結案。但程琳認為此案疑點甚多。經過仔細的勘察，發現后宮燒飯的灶靠近壁板，日子一久，壁板變得非常干燥而引起火災。
另有：錢冶為潮州海陽縣令時，州中有大姓家中起火，經調查，發現火源來自鄰居某家，便將其逮捕審訊。某家喊冤不服。太守便將此案交錢冶審理。錢冶發現作為引起火災的一只木頭床腳可能是大姓的仇家之物，便帶人去仇家，將床腳進行比對。在事實面前，仇家供認了縱火并栽贓以逃避罪責的犯罪事實。
此外，由于宋朝商品經濟的發展，民事方面的糾紛也不斷增多，因此，對契約等各種書證的鑒定，便成為正確處理糾紛的重要保證。在這方面，宋朝亦積累了不少經驗：如章頻擔任彭州九龍知縣時，眉州大姓孫延世偽造地契，霸占他人田地。這場糾紛一直得不到解決。轉運使便將此案交章頻審理。章頻對地契仔細鑒定，發現地契上的墨跡是浮在印跡之上的，是先盜用了印，然后再寫字的，從而認定地契是偽造的。又有江某任陵州仁壽知縣時，有洪某偽造地契，侵吞鄰居田產，他用茶汁染了紙，看上去好像是年代十分久遠的樣子。江某對洪某說：如果是年代久遠的紙張，里面應該是白色的，如今地契表里一色，顯然是偽造的，洪某只得供認。〔8〕
宋朝是中國物證技術的鼎盛時期，各種技術都已形成較為完善的模式，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實踐都已形成較為統一的規模。宋朝作為中國古代經濟最發達的朝代，在對外交流上也是最頻繁的時期，這便使宋朝的物證技術不僅在國內得到廣泛的應用，而且對世界各國的物證技術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各種有關物證技術的書籍得以廣泛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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