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旭 ]——(2005-10-7) / 已閱47988次
由上可見，秦朝時期在審理案件時，已經相當注重和廣泛使用各種司法物證，物證技術自然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三， 發展階段：漢——唐
1、 漢朝
漢朝統治者屏棄了秦朝的法家思想，高祖采取了黃老學派的“無為而治”，讓民眾得以休養生息，社會生產力得到發展。到漢武帝時期，漢朝的社會狀況改善許多，黃老的“無為而治”的思想，已經不能滿足武帝實現“大一統”的皇帝專制中央集權統治，固自漢朝武帝開始，儒家思想開始了獨霸中國思想舞臺的局面。儒家思想主張也越來越深地滲透到司法領域之中，極大地影響了漢代的司法原則與司法制度，其中以“春秋決獄”、“錄囚”制度等最為突出，對后世的影響也最為深遠。而對物證技術的發展有極大影響的為“春秋決獄”。
“春秋決獄”指的是，漢代中期以后在司法制度中開始的以儒家經典《春秋》中的原則與精神作為案件根據的司法活動，又稱“經義決獄”。“春秋決獄”的核心在于“論心定罪”，即根據人的主觀動機、意圖、愿望來確定其是否有罪。具體標準是“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而合于法者誅”。（19）古書記載：漢代上洛有盜墓者，雖救活墓主，但仍以其“意惡”，詔“論笞三百，不齒終身”。（20）
在刑訊上，仍以口供為要，但較秦朝相比，對囚犯可以罰立考訊，武帝時，倡：“論心定罪”，司法黑暗。“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怨傷之”。（21）“《史記·酷吏列傳》所記十人，九人出自武帝之時。從昭帝至平帝六朝間，每年處死刑者平均千分之一。史載：‘君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余所。其怨死者多少相覆，獄不件一人。’及至東漢濫用刑訊更為普遍：‘不堪痛楚，死者太半……掠考五毒，肌肉消爛’‘體生蟲蛆’。其它如燒斧挾腋、大針刺指，以土窒口等苦不堪言的非法刑訊，多有記載。” （22）由此可見“論心定罪”以儒家的倫理規則中的“好”、“壞”來確定罪的有無、刑罰的輕重，在司法實踐中很容易把主觀歸罪推向極端，勢必造成許多冤假錯案。同時過多地注重口供及主觀的好壞，對物證技術的發展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當然，其間也并非毫無發展，東漢時期，我國第一部傳記體斷代史《漢書·薛宣傳》有記“疻”“痏”（歐傷為疻，歐人成創為痏）等名詞，“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均”。東漢著作家應邵在《漢書集解》注：“以手杖歐擊人，剝其皮膚，腫起清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疻痏’。”從這一檢驗律中，可見當時簡單的法醫檢驗初步方法已經成為物證技術的主要形式。（23）
2、 三國兩晉南北朝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政權交替頻繁，統治者為在對峙與兼并中求生存和發展，總結前人興亡教訓，在政治上多所改易。表現在法律方面，則是立法活動頻繁，律學思想活躍，使法律制度有很大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物證技術的發展。
該時期，皇帝頻繁、直接地干預和參與司法審判，如魏明帝太和三年（224）改“平望觀”為“聽訟觀”，史載“沒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南朝宋武帝也常“折疑獄”，“錄囚徒”，僅永初二年（421）即有五次之多。北周武帝常“聽訟于正武殿，自旦及夜，繼之以燭”。（24）《梁律》首次規定了測罰之制：凡在押人犯，不招供者均施以“測罰”之刑。具體做法是“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止”。《陳律》在此基礎上創立“測立”之制，對證據確鑿而不招供的囚犯，戴刑具，鞭二十笞三十后，站在高一尺，上尖圓，僅容兩足的土堆上。……（25）此間，還形成了死刑復核制度，加強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監督等等，一系列的司法制度的改革使得訴訟活動更加規范化，也促進了物證技術的發展。
到三國時期，封建的司法制度日漸完備，司法物證檢驗對象也在不斷擴大。其中，鄭克著的《折獄龜鑒》記中有一個“燒豬驗尸”的故事：
浙江省的句章縣有一人家發生了火災，丈夫被燒死，妻子哭得死去活來。句章縣的縣令張舉看了死者的尸體，特別是仔細檢查了死者的口腔，見里面干干凈凈，便斷定是妻子謀殺丈夫。那婦人不服，說是房子偶然失火以致丈夫被燒死。旁人也覺得她是無辜的。縣令張舉把眾人請來，當場做了一個“燒豬驗尸”的表演。令人把一頭豬殺死，把另一頭活豬用繩子捆好四腳。然后把兩頭豬扔進柴堆，點燃木柴。等大火熄滅后，張舉請眾人察看兩頭豬，只見那被殺死的豬口中干干凈凈，而那被燒死的豬張著嘴巴口中有許多灰炭。縣令張舉對那婦女說：“凡是在大火中被燒死的人，勢必在火中掙扎，口中要吸進許多灰炭。而你的丈夫口中那么干凈，說明他是先被殺死，然后房屋才著火的。由此可以清楚斷定，你的丈夫是被謀殺而死。”那婦人聽了，臉色發白，雙腿發抖，不得不招出了謀殺丈夫的罪行……。（26）
此外，還有李惠（雍州刺史）用拷打羊皮尋找少量鹽粒的方法，斷清負鹽者與負柴者有關羊皮的爭訟。而且也出現了對字跡進行檢驗鑒定及對彈丸的檢驗。如《三國志·魏書·國淵傳》記載：魏的國淵出任魏郡太守期間，有人投匿名信誹謗朝政，太祖曹操十分惱火，一定要查出是誰干的。匿名信中有好幾處引用后漢張衡的作品《二京賦》之內容。國淵請求把匿名信的原件留下，不對外宣露其內容，向郡屬功曹（官吏）發現指示，說：“魏郡是個大郡，而且又是京城，但學識淵博的人卻很少。我命令學派聰明穎悟的年輕人，派他們求師就學。”功曹選出三個年輕人，在選立前，國淵對他們說：“要學習未知的東西，《二京賦》是一部具有廣博知識的書，世人卻把它忽略了，能教此書的老師很少，可尋找能讀此書的人向他求教。”十天后找到了一位能讀此書的人，便向他學習。因而請他代寫了書信，經與誹謗信中的筆跡進行比對，如出自一人之手。于是將其逮捕 審問，立即招認。（27）據《三國志·吳志》記載：孫權的長子孫登，有一次外出，突然有鐵丸從他身旁飛過于是命左右隨從搜查。見附近有個人手持彈弓，身帶鐵丸，便認定是他射的。此人不承認，隨從們要動手打人他，孫登不許，叫人把方才射來的鐵丸找來，將它和這個人身上帶的鐵丸對比一番，結果不一樣，就把他放了。（28）雖然這種比對的方法很原始，但它是有文字記載應用比對彈丸判明真偽，認定犯罪嫌疑人的案例，也可以說是槍彈檢驗的發端。（29）
3、 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是我國的法律制度的鼎盛時期，其間“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思想已經深入統治者制定的各個法律之中，而且儒家思想也更深入社會。司法改革使得司法機構得以完善：以大理寺為最高審判機關、御史臺主監察，都官省為最高司法行政機關。地方的司法機構也進一步得到完善。隋朝規定了嚴格的拷訊程序：司法機關受理訴訟案件后，可以對當事人實施拷訊。為防止審訊官濫用拷訊，并防止在重刑之下冤案的發生，開皇中期定刑：“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死刑復奏也得到更加明確的規定：死刑案件經審理、判決后，須經大理寺復核，并由皇帝批準，方可執行。（30）
我國古代最具影響力的法典《唐律疏議》中的《斷獄律》包括了對于監獄管理、拷訊囚犯、審判原則、法官責任以及刑罰執行等方面的規定。（31）唐朝在拷訊的方式、次數、適用對象等方面都有明確的規定。死刑復核制規定得更加嚴格，出現了特別的“覆奏”程序——“五覆奏”、“三覆奏”——報經皇帝奏告。而且，唐朝對于審判官的責任有明確的規定：審判官應正確理解法律條文，切實掌握案情事實，以作出公正、合法的判決。如果因審判官的錯誤，導致對人犯定罪、量刑的不準確，無論是因故意、還是因過失，均由審判官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為了確保審判活動的公正性，唐朝確定了審判回避制度，唐律中稱之為“換推”制。凡是主審官與當事人之間有一定的利害關系，均屬換推范圍。（32）
隋唐時期，社會生產力水平也大有提高，經濟發達，各種民事刑事糾紛也隨之增加，審判活動中物證技術的反復運用，司法工作人員也在不斷探求更新、更準確的物證技術。同時科學技術也有了突飛猛進，人們的認知水平也得以提高，對案件越來越講究公正，要求證據的可靠性與真實性。我國古代物證技術在這個時期內得以完善，為宋朝出現的鼎盛階段打下基礎。
在《唐律》及其《疏議》中，吸收了秦漢以來物證技術的實踐經驗和發展成就，從法律上進一步完善了物證技術。其突出表現，為在法律中對人命（兇殺）案件和傷害案件的檢驗問題作了明確規定。《唐律》規定，在人命和傷害案件中，檢驗的對象主要有三類，即尸體、傷者以及詐病者，即相當于現今的尸體檢驗和活體檢驗。同時，對傷害案件中“傷”的標準作了明確的界定：即“見血為傷”；以及各種傷害的分類：手足傷、他物傷與刃傷，并根據傷害程度的不同，承擔不同的刑事責任。如對損傷他人的眼睛的行為，凡“眇一目”的，處以“徒一年”；而“瞎一眼”的，則要處以“徒三年”。眇是“虧損其明而獄見物”；瞎則是“目喪明全不見物”。兩者損傷程度不同，所以量刑輕重也完全不同。而所有的傷勢，都必須通過司法鑒定。也正因為如此，《唐律》對于檢驗人員的責任也作了明確規定：凡是檢驗不實的，要視其情節予以處罰，嚴重者以故入人罪論處。這些規定，基本上都被后來朝代的法律所繼承。（33）
除了人命及傷害案件外，對于其他案件中的書證、物證的鑒定也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在唐朝人張的《朝野僉載》中有記載：唐武則天垂拱年間，湖州佐史江琛為陷害刺史裴光，將裴光所寫的文章中的字割下來，拼湊成文，偽造了一封寫給徐敬業的謀反信，并向朝廷告發。武則天派御史前去審問，裴光說：“字是我寫的，但話卻不是我說的。”前后換了三個御使，都不能定案。武則天又派一個名叫張金楚的官員負責調查此案。張金楚仔細查看信件，結果發現信上的字都是粘貼而成的，平鋪在桌上是看不出來的。于是他便將衙門的官員召集起來，當著眾人的面，將信件放在一盆水里，結果一個個字都散開了。案情也因此大白。（34）
唐朝時，司法鑒定的對象范圍有所擴大，除傳統的法醫檢驗外，檢驗對象已經擴至毒物、手掌紋等。人們已經掌握并在司法實踐中運用了毒物檢驗法，如卵白驗毒法、銀叉驗毒法等。1959年新疆米蘭古城出土的畫有指紋橫折間距的唐代貞觀年（公元627年）制成的遺言文書，（35）唐朝的文獻中也有相應的記載，如唐建中三年七月十二日，士兵馬靈芝急需銀兩，向報國寺建英和尚借錢一千，月息一分；如果建英和尚需要，隨時可將本息收回；如馬靈芝不能歸還，建英和尚可將馬靈芝的全部財產取走；恐無憑證，立捺印。（摘自德國著名指紋學博士羅伯特·海因得爾1927年出版的《指紋鑒定》）這些例子都表明此時人們已經開始廣泛應用手掌紋來辨別真偽了。（36）
此階段是中國物證技術發展的黃金時期，各種鑒定技術相繼在此階段的到應用，并在先秦時期的基礎上各種技術更進一步地發展了。
四， 鼎盛階段：宋
我國物證技術在宋朝達到了鼎盛，特別是南宋時期，是中國古代檢驗制度發展、完善的重要階段。一方面，基于對前朝的各個案件的總結，吸收了原有的物證技術，同時又在此基礎上加以創新，使原有的物證技術更進一步。另一方面，由于宋朝社會本身的特點，更適合在司法審判活動中運用物證技術，物證技術在此間達到鼎盛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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