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小鋒 ]——(2004-5-25) / 已閱25741次
由一案談搶劫、敲詐勒索、尋釁滋事三罪的區分
郭小鋒
（北京市順義區人民檢察院）
一、基本案情
2003年7月10日，犯罪嫌疑人馮某對陳某說，單位有人欺負他，讓陳某替其出氣。陳表示同意。次日8時，陳某伙同李某某、柳某、馮某乘車至順義區天竺鎮府前街等候下班的張某某。見到張后，陳某四人對其進行毆打，并強行將其拽上車，用鉗子夾張的大腿。后將張帶至溫榆河大堤，陳問張如何解決他與馮之間的矛盾，張提出給馮錢，馮則要2000元，張說沒有那么多，并將自己的駕駛證掏出（內有30元錢及身份證），陳當即奪過30元給司機作車費。后馮讓張給1000元，張提出回家拿錢。陳某等人又乘車至張家院外，馮要了張的駕駛證、身份證給陳，由馮跟隨張拿錢。張借機逃走。后陳某等人被抓獲。經法醫鑒定張某某所受損傷構成輕微傷。
二、分歧意見和焦點
第一種意見認為，陳某等人對張付良進行毆打劫財的行為屬于尋釁滋事行為。理由是：馮某找陳某等人是為打張某某出氣，而且客觀上也實施了毆打行為，并搶走30元錢，屬于隨意毆打他人和強拿硬要的行為。因此，陳某等人之行為應當認定為尋釁滋事行為，但未達到情節嚴重，故不構成尋釁滋事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陳某等人對張某某進行毆打劫財的行為屬于敲詐勒索事行為。理由是：陳某等人先是對張某某進行毆打，進而向張某某索要人民幣1000元。此外，公安機關還認定陳某等人搶走張某某30元錢的行為屬于搶劫行為。實質上，陳某等人搶走張付良30元錢之行為應為敲詐勒索行為中的一個情節，不可將其獨立出來。因未達到數額較大，亦不構成敲詐勒索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陳某等人對張某某進行毆打劫財的行為屬于搶劫行為。理由是：陳某等人當場對張某某實施暴力并當場搶走30元錢是搶劫既遂。另外，索要1000元錢也屬于當場指向的財物，因為被害人回家取錢是在陳強等人的監視下進行，隨時都有可能轉化為現實的暴力，應視為當場的延伸，只不過由于張逃跑這一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搶劫未遂。
第四種意見認為，陳某等人暴力索要1000元錢的行為屬于敲詐勒索行為，暴力搶走30元錢的行為屬于搶劫行為。理由是：索要1000元錢并非行為人當場劫取的財物，也不是當場的延伸，這種行為屬于敲詐勒索行為，因未達到數額較大不構成犯罪；而搶走30元錢是行為人當場取得的財物，而且是在暴力情形下取得的，構成搶劫罪。
分歧的焦點是兩個“當場”。筆者傾向于第四種意見，理由是兩行為均是在兩個“當場”情形下，但是二者之間有區別：陳某等人暴力索要1000元錢行為，張某某采取拖延辦法借機逃走然后報案，證明張某某并非只有交出財物的唯一選擇；而陳某等人暴力搶走30元錢是張某某獨身在車上情形下，面對四人的暴力威脅，故此時的張某某只能任由陳某等人將30搶走，不敢進行反抗。所以，前行為應認定敲詐勒索行為，后行為應認定搶劫行為。
三、兩個“當場”在三罪中的體現
刑法上兩個“當場”特指當場實施暴力或暴力威脅和當場取得財物。尤其在描述搶劫罪的犯罪特征和構成要件時，最多使用的詞語為“兩個當場”。的確，搶劫罪在客觀方面主典型的表征為兩個“當場”。但是，如果反推，結論則有所不同，也即在刑法415個罪名當中客觀方面表現為兩個“當場”，不只是搶劫罪所特有的。
------ 搶劫罪：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對公私財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護者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對人身實施強制的方法，當場搶走財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財物的行為。（《刑法（分則）及配套規定新釋新解（中）》主編劉家琛，人民法院出版社，p1624）
------ 敲詐勒索罪：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采取威脅、要挾、恫嚇等手段逼使被害人交出財物的行為（同上書，p1736）。敲詐勒索罪與搶劫罪的界限：……（2）搶劫罪的“威脅”是揚言當場實施，“威脅”的內容也是當場可以實施的；敲詐勒索罪的“威脅”一般揚言將要實施，并不一定當場實施，威脅的內容可以當場能夠實施的。（3）搶劫罪是迫使被害人當場交出財物；敲詐勒索罪迫使被害人被迫交出財物的時間、地點，可以是當場，也可以是以后指定的時間、地點交出�！ㄍ蠒琾1631）
------ 尋釁滋事罪：《刑法》第93條規定：“有下列尋釁滋事行為之一，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隨意毆打他人（當場實施暴力），情節惡劣的；……（三）強拿硬要（當場取得財物）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
顯然，三罪名在犯罪特征上都不同程度地表現為兩個“當場”。其中搶劫罪表現得最為集中，而對于敲詐勒索罪和尋釁滋事罪而言，兩個“當場”只是這兩種罪的某個方面的表征。因而，撇開暴力程度、數額大小因素和證明行為人主觀方面的證據外，敲詐勒索罪與尋釁滋事罪較搶劫罪外延要寬，一定程度上兩者交叉部分包含搶劫部分的內涵。
四、三罪區分似是而非
（一）“是”。“是”即指三罪名在理論上的區分可謂涇渭分明，不存在區分不清，因為三者之間的理論存在較大差異，不同點也是信手拈來：
1、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的界限：（1）搶劫罪的“威脅”是當著被害人的面，由行為人直接發出的；敲詐勒索罪的“威脅”，可以是當面發出的，也可以通過書信、電話、電報等形式發出，可以是行為人本人，也可以通過第三人發出。（2）搶劫罪的“威脅”是揚言當場實施，“威脅”內容也是當場實施；敲詐勒索罪的“威脅”可以當場實施也可以以后的某個時間實施。（3）搶劫罪是迫使被害人當場交出財物；敲詐勒索罪可以迫使被害人當場交出財物，也可以以后指定的時間、地點交出。（4）搶劫罪占有的財物只能是動產；敲詐勒索罪占有的財物可以是動產，也可以是不動產。（5）搶劫罪除使用威脅手段外，還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敲詐勒索罪不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6）搶劫罪故意內容是搶劫；敲詐勒索罪故意內容是敲詐勒索。（[參見]同上書，p1631-1632）
2、搶劫罪與尋釁滋事罪的界限：（1）主觀特征不同。尋釁滋事罪是以滿足耍威風等不正常的精神刺激或其他不健康的心理需要為目的，以破壞社會秩序為目的；搶劫罪是以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為目的。（2）客觀方面不同。尋釁滋事罪表現為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行為；搶劫罪表現為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搶劫公私財物的行為。（3）客體不同。尋釁滋事犯罪的客體是公共秩序；搶劫罪侵犯的客體是公私的財物的所有權。（[參見]同上書，p1890-1891）
3、敲詐勒索罪與尋釁滋事罪的界限：尋釁滋事行為人勒索的動機是為了滿足精神上的刺激，故意炫耀，因此犯罪往往是當面地、直截了當地進行；敲詐勒索行為人索取財物是主要目的，因此他為了逃避法律追究常常以間接的或當面暗示的方法進行。（[參見]同上書，p1890）
（二）“非”�！胺恰奔粗溉锩趯嵺`中的區分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即便是從事多年刑事法工作的司法人員同樣也說不清。例如，上文案例中陳強等人搶走張付良隨身攜帶的30元錢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搶劫、尋釁滋事和敲詐勒索三種不同的意見，而且該案恰好處在兩個“當場”情形下的三罪交叉地帶。如若直接套用理論上三罪的界限，發現本案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既符合搶劫行為又符合敲詐勒索行為，同樣也符合尋釁滋事行為，但認定為搶劫行為、敲詐勒索行為或者尋釁滋事行為又似乎不妥。造成不同訴訟階段的司法人員認識不一，甚至同一訴訟階段不同承辦人認識不一，嚴重地困擾著司法辦案人員。
（三）“是非之差”�！笆欠侵睢钡脑蚴抢碚撆c實踐的區分邏輯和方法相去甚遠。理論上的區分是大而空的表面區分。例如，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的界限，只針對典型的搶劫案件和典型的敲詐勒索案件才有意義。而對于非典型的搶劫或敲詐勒索案件則起不到任何作用，即行為人當場對被害人實施了較輕的暴力，又當場取得較大財物。這時理論顯得尤為蒼白，而這種類型的案件在司法實踐中還為數不少。另外，理論上的所謂主觀特征和客體之別，于實踐中基本上沒有太大意義，甚至可以說，理論上的區分有“欲加之別，何患無辭”湊數之嫌。而實踐則不可以粗線條的區別，因為案件認定的結果必須是清楚的、唯一的，不容僅將理論區分的幾點擺一擺就定罪或不定罪，而是要透視三罪細微區別和案件的全貌。
五、三罪區分難點原因之分析
三罪若處于典型狀態下，一般不易混淆。但是，三罪若處于非典型狀態下，也即在兩個當場狀態下，使得三罪之間的區分難度加大，那么難度加大的原因何在？筆者認為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事出有因”情形下的兩個當場。無論是學者課堂示例還是司法人員辦案思維，一般都認為搶劫罪是那種攔路或者入室搶劫，行為人與被害人先前不存在任何糾紛，而是完全是通過單純的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來連接彼此。但是，同時又無一例外地認為先前存在矛盾和糾紛的情況可以成立搶劫罪。而敲詐勒索罪與尋釁滋事罪則往往事出有因。這樣，就使得三罪界限模糊不清，不易把握。
二是“臨時起意”情形下的兩個當場。較為常見的是行為人在實施敲詐勒索行為或者尋釁滋事行為過程中有臨時產生搶劫的故意。而這種瞬間的主觀意圖又非常的不好認定。所以，同一案件時常會出現有的人認為行為人主觀上沒有搶劫的故意，而有的人則認為行為人臨時起意搶劫，也是難辯難分。
三是“暴力程度較輕”情形下的兩個當場。一般認為，搶劫罪的暴力屬于那種慘不忍睹的暴力。但是也不排除一些輕微的暴力，因為被害人承受暴力的能力有差異。這樣，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和尋釁滋事罪之間并沒有太明顯的區別。
四是“數額較小”情形下的兩個當場。主要模糊的是搶劫罪與尋釁滋事罪之間的區別。司法人員一般認為尋釁滋事罪強拿硬要財物的數額并不大，若數額較大或者巨大定尋釁滋事罪顯然有失偏頗。但是，搶劫罪劫取的財物數額可大可小，大到特別巨大，小到幾元幾角。那么當行為人取得的財物數額較小時，這種依賴數額大小來區分此罪與彼罪的辦法就會失效。典型的示例是在學校周遍用暴力或威脅手段取得數額較小財物的案件，是定搶劫還是定尋釁滋事，也時有分歧。
五是“劣跡行為人”情形下的兩個當場。行為人的前科、劣跡一定程度上影響三罪區分。司法實踐中，若遇到“問題少年”、“問題青年”當場實施一定暴力、當場取得一定財的案件，往往傾向于認定為尋釁滋事罪。但實際上與敲詐勒索罪和搶劫罪很相近，也不易區分。
六、敲詐勒索、尋釁滋事行為過程中能否成立搶劫罪？
------ 2002年9月15日，犯罪嫌疑人張某伙同其他7人蓄謀敲詐閆某6000元錢，并且商量把閆某由順義劫持懷柔進行敲詐，主觀清楚，目的明確。16日，張某等8人找到閆某，對其進行毆打，并強行拽上車。上車后，張某等人用事先準備的毛巾蒙住閆某的眼睛，又對閆某進行毆打。這時，張某發現閆某的手表挺不錯的，于是奪過手表自己戴上。當車行至目的地后，張某等人對閆某進行威脅和毆打，迫使閆某在3天內湊足5000元。
本案整體行為應為敲詐勒索之行為，但在敲詐勒索行為過程中又包含奪取手表之行為。而判斷一行為還是數行為的標準是行為人的主觀故意或者目的的單復數，就本案而言，行為人張某主觀存在敲詐勒索的故意不存在問題，但張某主觀上是否還存在臨時的搶劫故意？筆者認為，本案中張某的主觀故意變化軌跡為敲詐勒索之故意 搶劫之故意 敲詐勒索之故意。而不能認為整個犯罪行為是敲詐勒索，且敲詐勒索之故意為本案的主要犯意，否認搶劫故意的存在。退一步講，即便否認行為人張某主觀上存在搶劫的故意，那么張某搶奪閆某手表的行為有四種可能的處理結果：
A、構成敲詐勒索罪。
B、不予認定。
C、構成搶劫罪，但與敲詐勒索罪構成牽連關系，不定搶劫罪。
D、構成搶劫罪，但與敲詐勒索罪構成吸收關系，不定搶劫罪。
分析本案發現這四種處理結果顯然不成立。其一因為被害人是在不敢反抗的情形任張某奪取手表，沒有其他的選擇，所以不應成立敲詐勒索罪；其二采取不予認定的回避態度，不可�。黄淙景笓尳倥c敲詐之間非原因行為與結果行為、也非手段行為與目的行為，不構成牽連關系；其四按重罪吸收輕罪原則，應搶劫罪吸收敲詐勒索罪。
給予上述分析，筆者認為在敲詐勒索、尋釁滋事行為構成中可以成立搶劫罪，從而可以解決在暴力和威脅籠罩過程中，突然發現被害人的手機、香煙或者零錢等財物時，強行奪取的行為之定性問題。
七、區分三罪把握的原則
三罪之間細微區分一直以來為司法實踐的難點，將來仍然是司法實踐的難點。那么遇到這樣類似的案件如何處理呢？筆者認為：
一是從主觀方面的證據來看，案件現有證據能否充分證明行為人主觀意圖是搶劫還是敲詐勒索，抑或是耍威風來尋求精神上的刺激。而如果行為人的客觀行為或者有其他證據證明行為人主觀上有臨時起意跡象，應具體詳實地另行分析。
二是從案發時環境和行為人實施暴力程度來看，案件當時所處的環境和行為人實施暴力、威脅程度是否到達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或者不知反抗的程度，意在判斷具體案件中被害人是否有可以選擇的途徑和空間。例如，“黑吃黑”的案件，明知被害人財物是偷來的或者搶來的，以告發相威脅，取得財物。此時，被害人并非因威脅產生精神上的強制而做出唯一交出財物的選擇，完全可以選擇同行為人一起到公安部門自首。所以，這種行為人不應認定為搶劫罪而應認定為敲詐勒索罪。
三是從刑事法精神來看，如果案件主客觀方面存在不好認定的情況，但確實又構成犯罪，那么只能依據從輕的原則來處理案件。這樣，一方面可以防止錯案發生，另一方面也符合法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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