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寒梅 ]——(2013-9-30) / 已閱8509次
刑事和解作為一種剛剛誕生的制度，在適用中難免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對刑事和解的案件適用范圍及條件、程序等都作了明確規定，結合目前的司法實踐及現有法律規定，應深入研究刑事和解正當性的理論基礎，進一步明確刑事和解的適用條件，建立與刑事和解相適應的配套制度。
一、明確刑事和解制度使用的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
刑事和解的適用包括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主觀條件是指犯罪嫌疑人的有罪答辯和當事人雙方的和解自愿性，客觀條件則指案件事實與證據方面的基本要求，即案件事實已經查明，證據確實充分。
首先，刑事和解應以犯罪嫌疑人的有罪答辯與當事人雙方的和解自愿為基本前提。“有罪答辯”意味著犯罪嫌疑人承認犯罪行為是自己所為，認識到犯罪行為對被害人的實際危害；“和解自愿”意味著在加害人真誠悔罪和及時賠償的前提下，受害人發自內心地對加害人的犯罪行為表示真誠的諒解。其此，刑事和解還應以案件事實已經查明、證據確實充分為客觀前提。即實行刑事和解程序的刑事案件，必須遵循刑事訴訟證據規則，在查明犯罪事實、證據確實充分且對案件事實性質正確認定的基礎上進行和解，既不能縱容在案件事實認定上“和稀泥”，也不能“存疑案件”適用刑事和解。案件事實決定犯罪性質，查明了案件事實，也就基本決定了犯罪的性質和罪名，而犯罪性質的確定，又為解決犯罪人所應受到的刑罰懲罰的輕重奠定了基礎，從而也就相應地決定了對該案件可否進行刑事和解。也只有案件的事實認定部分沒有問題，作為被侵害的受害人一方，才有可能接受與加害方進行的“和解”。因此，所謂和解，并不是、也不可能就犯罪人所犯罪行的性質部分進行討價還價，而僅僅是對量刑及民事賠償部分進行的協商。那種認為刑事和解就什么都可以討價還價、甚至可以犧牲刑法確定性的觀點和做法是對法律和司法尊嚴的褻瀆。
二、正確定位刑事和解中被害人的地位，明確司法機關對刑事和解審查認可的程序
在刑事和解中應確定為被害人的角色，把握好尺度以達到加害人、被害人和社會之間的利益平衡，不能盲目地抬高或者基于理論需要而過度推崇被害人的地位，更不能以此處罰來挑戰、沖擊國家公權力對犯罪等惡性的干預和懲罰。刑事和解制度不僅僅是單純的程序問題，而且是程序與實體復合的問題，它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被害人刑事實體處分權與國家審查認可權的復合。被害人有權請求司法機關適用刑事和解制度，但這僅僅是一種請求的權利，司法機關掌握著最終的審查決定權，雙方的和解必須經過司法機關的認可，才具有法律效力。
盡管刑事和解充分發揮了刑事案件中犯罪人和被害人雙方解決糾紛的積極性，有著理論和實踐中的種種優點，但是，有兩個重要問題卻是必須面對的：（1）如何保障刑事和解的過程中不存在當事一方對另一方的欺詐、威脅甚至暴力侵害，即刑事和解的達成如何才能確保雙方的真誠與自愿；（2）如何確認加害人已經去除犯罪的人身危險性，不再對社會具有危害性？因為個案中的和解并不一定表明加害人就不再危害其他社會個體。這時，就需要國家司法機關的介入，對被害人基于其刑事實體處分權提出的和解請求進行審查，然后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作出認可與否的判斷。
在司法機關介入之時，當事人中的一方可以提出刑事和解違背自愿的主張及其證據，由司法機關作出最終的裁判；司法機關當然也有權主動進行審查，根據犯罪事實與法律規定判斷加害人的人身危險性，比如是否屬于累犯等。這就在實質上解決了刑事和解中單憑被害人和加害人所無法解決的上述兩個問題。所以，刑事和解協議的達成應該有國家司法權利的介入和審查、確認，從而使這樣的活動能在兩個層面上得以合法化：一是確保和解出于雙方的真誠與自愿，有利于社會關系的回復；二是避免加害人的人身危險性被忽略并因此而導致對社會造成危害。
在司法實踐中，對于不同的刑事案件，國家司法機關介入的程度可以有所不同。對于輕微刑事案件，當被害人基于其刑事實體處分權提出和解請求時，從效率的角度考慮，國家司法機關可以從形式上審查刑事和解請求；對于較為嚴重的刑事犯罪案件，國家司法機關的實質審查更是必不可少。應確立司法機關認可犯罪人和被害人雙方和解協議的重要且唯一的法理依據在于：犯罪人已經真誠回改，對其適用刑罰從功利主義角度考慮已經變得意義不大。因此國家司法機關審查之后的結果可能有兩種：一是認可、接受受害人基于其刑事實體處分權提出的和解請求，適用刑事和解制度；二是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認為不適合適用刑事和解制度，因而不認可受害人的和解請求。
因此在可以適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案件中，雖然被害人就和解協議的內容具有充分的自主決定權，但是，對其訴訟的實體結局仍然沒有自主決定權—決定權掌握在審查案件的司法機關手中。也即和解協議必須經過司法機關的認可和接受才能發生效力，即承認犯罪人和加害人的和解協議并在定罪或者量刑中以從寬處罰的方式體現這種認可和接受。
三、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
當前我國司法實踐中為何會出現一定數量的刑事案件“私了”的現象，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有關：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執行率低，罪犯的賠償意識弱。當被告人被判刑之后，判定賠償部分的判決書幾乎成了一紙空文；而如果被害人事先與被告人和解，被告人能得到減刑，被害人就能拿到賠償。出現類似情況既與一些被告人沒有賠償能力有關，也與被告人故意轉移或者隱瞞財產，以賠償來要挾被害人要求減刑有關。面對這種現實，要保證刑事和解中被害人的諒解出于內心的真正自愿就必須建立相關的配套措施。除了進一步完善被害方有權申請對被告人的財產進行訴前財產保全和先予執行的制度外，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尤為重要。
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是指國家對一定范圍內受到犯罪侵害而又未能從犯罪人或其他渠道得到充分賠償的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屬，通過法定程序給予一定補償的制度。在構建了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前提下，那些因犯罪而使經濟陷入十分困難的被害方就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被害方就會更慎重地考慮與被告人和解。只有被害人在其日常生活能得到最基本保障的基礎上，同意于被告人和解，接受被告人的積極賠償或者加倍賠償，進而同意給被告方減刑，才可以說是比較能充分體現出被害方的自愿。此外，也有利于積極預防加害人利用賠償要挾減刑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