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旭 ]——(2013-3-14) / 已閱52559次
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裁定罪的行為認定標準
宋旭 山東省青島市市北區人民法院
內容提要: 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中“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應當采取有限的擴張性解釋，即以法律結果上的執行不能為衡量標準。執行程序問題并不必然對定罪量刑產生影響，而應視具體情況分析判斷。
■案號 一審：（2011）北刑初字第 347 號
【案情】
公訴機關：山東省青島市市北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王桂芳。
法院經審理查明：2002年3月22日，被告人王桂芳與劉某某簽訂青島市已購公有住房出售合同，雙方約定王桂芳以13.3萬元的價格將位于青島市市北區佳木斯路20號2單元102戶房屋出售給劉某某。因王桂芳一直未給劉某某辦理房屋產權過戶，劉某某將王桂芳訴至青島市市北區人民法院。2008年8月19日，法院作出（2007）北民三初字第6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劉某某與王桂芳簽訂的青島市已購公用住房銷售合同繼續履行；王桂芳于判決生效之日起7日內為劉某某辦理佳木斯路20號2單元102戶住房的產權過戶。宣判后，王桂芳不服判決提起上訴，2009年2月23日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下達（2009）青民一終字第57號民事判決書，駁回王桂芳的上訴，維持原判。判決書下達后，王桂芳一直未履行該判決。2009年5月13日，劉某某申請市北區人民法院強制執行。2009年6月17日，王桂芳在明知法院已判決的情況下，拒不執行法院判決，將佳木斯路20號2單元102戶住房以19.7萬元的價格出售給貝某，并辦理房屋產權登記手續，致使法院判決無法執行。劉某某向青島市市北區人民法院起訴要求宣告王桂芳與貝某的房屋買賣合同無效。審理中經評估，涉案房屋于鑒定基準日的價值為人民幣52.8萬元。2010年7月12日，青島市市北區人民法院作出（2009）北民一民初字第565號民事判決書，判決王桂芳與貝某于2009年6月16日就本市佳木斯路20號2單元102戶房屋所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無效。貝某不服，提出上訴。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6日作出（2011）青民一終字第101號民事判決書，駁回貝某上訴，維持原判。2009年12月10日，青島市市北區人民法院將該案移送青島市公安局市北分局。2011年6月15日，被告人王桂芳被公安機關抓獲。
【審判】
山東省青島市市北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王桂芳無視國法，置生效判決于不顧，以明顯不合理的低價將涉案房屋轉讓他人，致使判決無法執行，情節嚴重，其行為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依法應予懲處。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王桂芳犯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適用法律正確，指控成立。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條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第9條之規定，判決被告人王桂芳犯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判處有期徒刑8個月。
【評析】
近年來，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裁定的行為屢見不鮮，嚴重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和司法公信力。作為維護法律文書權威性的終極司法手段，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裁定罪的運用卻十分鮮見，法律適用中的認定困難為重要原因。本案在審理過程中的幾個焦點問題極具典型性，筆者結合有關規定對其做一些淺顯的分析。
一、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情節標準
本案中，辯護人認為，根據有關規定，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行為要件之一是“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而本案被執行的房屋本身并未滅失，判決、裁定仍可通過法律程序得到執行，因此認為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存在疑問。
根據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的規定，對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但是在法律適用過程中，認定情節嚴重卻成了一個難點。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下發的《關于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司法解釋》）第3條對情節嚴重的五種情形作出了規定；2002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的解釋》（以下簡稱《立法解釋》），其中第二條對“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進行了解釋。對照來看，兩個解釋的側重點是不相同的。《司法解釋》主要是針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行為情節進行了列舉，而《立法解釋》則是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主體范圍進行了說明。但是兩個解釋有一個共同點，即均采用了“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這一表述。由此，認定“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標準就成了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的重要問題。
法院可強制執行的對象總體上來說可分為財產和行為兩大類，其中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針對財產的執行又可根據執行依據內容的不同分為特定財產的執行和不特定財產的執行。前者是指法律文書對具體財產范圍進行了明確的指定，如特定房屋等；后者是指法律文書僅對財產價值進行確定，最常見的為金錢給付。本案為典型的特定財產執行。對該執行行為而言，導致無法執行的原因只有一個，即財產滅失。財產滅失從狹義上講僅指財產的物理滅失，即特定財產損毀或失去應有功能。從廣義上講還應包括法律滅失，即特定財產權屬發生變更。本案中辯護人的意見采取的即是狹義解釋，即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行為只有在財產發生物理滅失并由此導致判決、裁定絕對無法執行的情況下才構成犯罪。
筆者認為，對“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應當做有限的擴張性解釋，即采取廣義的財產滅失概念，將法律滅失導致財產不能執行作為構成犯罪的衡量標準。只要被告人的行為導致被執行財產物理滅失和法律滅失，即可認為其行為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理由在于：
1.雖然權利人可經法定程序申請宣告可供執行財產法律滅失的效果無效并使案件繼續執行，但是并不影響被告人罪名的成立。從客體上看，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維護的是生效法律文書的權威性，確保司法權的正常運行。只要被告人的行為對司法權威和司法權運行秩序造成了損害，就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而且從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和兩個解釋的規定來看，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也屬于情節犯，即在對抗生效法律文書執行過程中做出違法行為且情節達到法律規定的嚴重程度后犯罪即成立。如采取僅在發生判決、裁定絕對無法執行這一危害結果的情況下犯罪才能成立的狹義解釋，則本罪應屬結果犯，轉移、隱匿等行為因未造成財產物理滅失的危害結果而不能作為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予以認定，其與法律規定產生了沖突。
2.從社會效果上看，僅以被執行財產的物理滅失作為定罪標準無疑會極大降低被執行人規避執行的違法成本，在權衡利益得失后，被執行人會做出規避執行的行為選擇，使生效法律文書確立的權利的實現更加困難。而且在執行實務中，可供執行財產的物理滅失情形極為少見，大多數情況下，被執行人均采取的是隱匿、轉移、變賣財產的手段使可供執行財產形成法律滅失的結果。如采取狹義解釋，則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適用范圍將受到極大限制，不能對大多數規避執行行為形成有效震懾，有違立法原意。
3.采取法律滅失的認定標準，有助于區分罪與非罪。采取該認定標準明確了“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行為的底線，只要可供執行財產未因被執行人的故意造成物理滅失或法律滅失，那么被執行人采取的規避執行行為就不應當被追究刑事責任，而是應當按照民事訴訟法中強制措施的有關規定進行懲處，從而有效限定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適用范圍。
二、執行程序問題是否影響定罪量刑
本案中，辯護人認為，根據《司法解釋》第3條第1款的規定，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發生時間應在人民法院發出執行通知以后，《立法解釋》中采取的也是“被執行人”這一表述，因此，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只有在進入執行程序后才應構成，而公訴人并未提供證據證明被告人已收到執行通知書，被告人并非被執行人，因此應對被告人從輕處罰。那么執行通知書是否送達等執行程序問題是否影響本案的定罪量刑呢？
筆者認為，執行通知書是否送達并不影響對被告人刑事責任的追究，理由在于：
1.拒不執行判決、裁定行為所侵犯的客體為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的權威性。判決、裁定發生法律效力后，當事人應及時、完全地履行自己的義務。因此，只要被告人收到了法院的判決、裁定，就應當視其已明確知曉了其權利義務的狀態。在判決、裁定生效后，無論執行通知書是否送達，其都應當積極履行義務。在明知應承擔義務的情況下，當事人依然采取各種手段規避執行，情節嚴重的，就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
2.是否成為被執行人并非由執行通知書的送達來界定。如同原告與被告之間的關系一樣，被執行人是相對于申請執行人而言的一個法律概念，無申請執行人自然也無被執行人。申請執行人向法院提出強制執行申請且被法院立案受理后，申請執行人與被執行人的法律地位就已經確定。因此，本案中執行通知書是否送達并不影響被告人成為被執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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