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 娟 ]——(2012-6-13) / 已閱8976次
在新中國的立法史上，還沒有任何一部法律像物權法那樣在立法過程中命運多舛，飽受爭議。即使是這部法律頒布之后，圍繞它的爭議依然頻繁見諸報端。
雖然物權法已經實施近五年，但實踐中的諸多因素決定著物權法的有效實施仍然面臨著一些難以在短時間內解決的困難：
１.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比如物權法第四十二條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這一規定強調了征收必須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進行，但對于何為公共利益并沒有做出明確的界定。有人認為之所以界定“公共利益”很困難，與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是有關聯的。
２.物權法作為規范財產歸屬和流轉的基本法律，其實施本身就必須借助于具體而有效的配套法律規范來實現，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始終處于變革中的國家，各種利益關系始終處在變革之中，再具前瞻性的法律規定也有可能很快不合時宜，而實踐中不斷產生的新問題使得前瞻本身同樣困難。目前我國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法規尚不能與法律有效銜接，還有很多相關法律制度尚屬空白，無法形成解決問題的合力。尤其是在許多領域，仍然是只有政策而沒有法律，政策大于法律，這無疑增加了運用物權法實現規則之治的難度。
３.物權法本身仍有不足。立法的過程始終伴隨著各種利益的博弈，比如物權法第七十四條有關小區車位、車庫的歸屬的規定，就是多種利益斗爭的結果。因此，最終頒布的立法文本必定是多方利益妥協的產物，而不是真理戰勝謬誤的結果，不可能完全符合民法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共識。
４.社會公眾基于自身的期許對物權法進行了“意識形態化”的解讀，并由此產生了很多有失偏頗的看法。現實中，一些人以物權法作為謀求個人不當利益的旗號，對物權法做符號意義的解讀，只宣稱自己的權利，而漠視自己的義務，這一問題的存在也影響了物權法的實施。
由上原因，重新定位物權法的目的在于有效地實施物權法，使其發揮“規則之治”的作用。而物權法的有效實施，實現其從紙面向實踐的轉化，司法機關任重而道遠。
在社會現實語境下破解物權法難題
《法國民法典》的起草者波塔利斯就曾指出：“法律一旦成文就會以它被寫成的樣子存在下去。人卻相反，他們永不停歇，他們總是在行動。這種不斷的運動帶來的后果因環境不同而不同，隨時都會產生一些錯綜復雜的新情況、新事件和新結果。”所以司法者既要依據現有成文法律進行審判，又要讓固定成形的法律能夠運用于鮮活的生活，通過對法律的理解和解釋，正確適用法律，從而做出公正妥當的司法裁判。
一部成功的物權法，固然需要移植具有普適性的基本物權規則，但更需要立足于本國的現實體制、歷史文化、道德意識、傳統習慣等等。因此，在我國的物權法中，處處可見“中國特色”。譬如：平等保護的中國式物權原則，民生至上的中國式物權關懷，以及在土地權益等中國式物權難題方面留有巨大的探索空間等。另一方面，物權立法的不完備、不具體、不明確問題使司法實踐不斷面臨新問題，新困惑的挑戰。例如：由于沒有規定物權法定緩和規則，對一些沒有規定的物權，例如典權、居住權、讓與擔保和所有權保留等，在實踐中如出現糾紛應當如何處理；由于對物權的權利義務內容缺少明確的規定，在司法實踐中究竟應當如何補充；由于對物權請求權究竟是否受訴訟時效的限制，與侵權請求權是何種關系，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在實體法和程序法上的地位如何界定等都沒有做出規定，法官處理具體糾紛時應當如何解決。可以說，物權法的實施為法官們運用法律智慧，施展才華，破解物權法難題提供了空間和舞臺。司法者應準確把握物權法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原則，全面了解物權法的立法背景、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充分尊重和有效保障民眾的合法利益，使裁判正確反映經濟關系，維護經濟秩序，推動社會發展，把法治精神與民眾的認識、理解、愿望、要求統一起來；善于運用立法精神和基本原則作出正確適當的法律解釋、法律推理和自由裁量，填補法律的漏洞，使抽象的物權法在具體適用中更加生動具體，取得最佳的司法裁判效果。
尋求最佳的物權糾紛裁判規范
在某種意義上，裁判規范是法官依照法定程序，經過審慎的思維探求到的，對個案具有針對性的判案依據。裁判規范不僅來源于成文的法律規范，而且包含了法官的探求過程和結果。一般的法律規范只關心法律的廣泛適用性，因而很難顧及到案件的個性，但裁判規范則是一般的法律與個案特性相結合的產物。法官的判決必須考慮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問題，而不應為了追求一個法律價值而不顧其他的社會價值。法官在司法過程中必須統籌考慮，權衡利弊得失，在原則性與靈活性之間尋求有機的平衡。從這個角度來看，在當前的司法實踐活動中，有效實施物權法，審理好具體物權糾紛案件，同樣需要法官的鑒別、判斷、選擇能力，從而形成最佳的裁判規范；同樣需要法官在堅持公正理念的基礎上，發揮主觀能動性，使法律的真意得以發掘和準確適用。
尋求物權糾紛的最佳裁判規范，首先要研究和探求正式法源——制定法（如物權法、民法通則等的相關規定），并注意嚴格執行上位法優于下位法，新法優于舊法、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法律適用原則。其次，在正式法源中找不到解決案件需要的規范，或者雖已找到，但相關規范與當前社會所奉行的正義理念、道德觀念嚴重背離的特殊情況之下，法官可依照法理、正義、善良風俗的尋求標準，到非正式法源（非正式法源主要包括法理學說、善良風俗、習慣、國家政策等）中尋找裁判規范，同時要對從非正式法源中尋到的裁判規范進行充分的法理論證和說明。因為明確的法律標準和嚴格的司法邏輯過程是維護法律秩序的必要保障。
在物權糾紛裁判規范的尋找中，物權法等法律規范的適用與其他社會規范的適用各有其相應的價值和功能，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在一些案件中，法官可以直接適用物權法或其他法律規范對通過訴訟程序確定下來的案件事實，得出一個毋庸置疑的結果，體現了法律的確定性、可預見性、有序性、連續性和一致性。但是在另一些案件中，就會出現需要法官去其他社會規范中尋求裁判依據的特殊情況。這是法官在特殊情況下對于更大正義的追求，這些其他社會規范是對法律規范的必要彌補和輔助。這種“顯而易見的脫離實際，嚴峻的事態，可能出現的不公平或者逼人的正義感，加上法官職業的敏感性，都會給法官發出背離常態的信號，決定路徑和方法的取舍。”
以判例促進物權領域的規則之治
判例作為針對某一個案做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原本只應與本案的當事人有關，對本案的當事人發生法律效力。但是現代法治社會中，司法制度的主要功能已經不僅僅是解決糾紛，法官對個案做出的生效裁判客觀上已經越來越多地對其他的案外人產生某種影響，對人們形成行為預期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看，法治其實不是一個普及法律知識的過程，而是一個人們想象自己的利益與他人的利益一致性，也就是規則化社會行動的建構過程。
而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司法實踐活動中，法官普遍都比較重視已經做出的判例，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滿足了審理案件的現實需求，而且滿足了統一法律適用標準和裁量幅度的需要。卡多佐曾言，“先例的背后是一些基本的司法審判概念，它們是司法推理的一些先決條件；而更后面的是生活習慣、社會制度，那些概念正是它們之中才得以生成。這種按根植于生活的規則所推導出的判決較易為人接受，且較易執行。”由此可見，判例作為對法律最具體、最生動的解釋，可以幫助人們正確理解法律，進而保證司法審判活動的穩定與連貫。同時，判例也給法官審理案件提供了重要的范例和參照依據，有利于防止出現審理相類似案件時做出差異極大或者截然相反的裁判結果。
在司法實踐中，適用物權法做出裁判的相關案件數量總體上仍然不多，審判實踐經驗的積累仍然欠缺，篩選、收集具有典型性的物權法判例也有待于時日。但是鑒于物權法在我國法律制度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物權法實施后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的重大影響，司法實踐中的物權法判例，必將對物權法規則體系的豐富和完善產生重要的促進作用，必將對人們在物權領域的行為預期產生重要的引導作用。因此，建立起成熟、完善、統一的物權法判例數據庫，不僅有利于指導法官合理地運用這些已有的判例信息做出理性的司法判決，而且有利于社會各界監督司法判決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在這個意義上，判例的總結和積累促進了物權領域的規則之治，并且將為今后物權法的進一步完善奠定堅實的實踐基礎。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
